日本是一个团结一致，并有狠毒、嗜杀，极端残忍的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日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与对中国的进攻战中取得了他们引以为傲的胜利，奠定了其东亚强国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下一次中日战争中取胜就成为我们扭转厄运的唯一机会。 

　　彻底击溃日本，扫除日本军国主义对我民族生存构成的威胁，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对这个问题研究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从敌我双方作知己知彼的分析，从而制订最为有效的方案。日本人的手段够残忍，心够黑够狠，但光靠这些野蛮的特性，绝不可能使日本登上世界强国的宝座。抛开日本采取的手段而论，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目前看来，日本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的原因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然是一种长期战略的贯彻实施。近代中国传统的惯性和对世界变化的迟钝反应，使日本战略的成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和现实。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排除感情因素，冷静地寻找战胜一个凶残而且善于算计的对手的方法，而不是轻率鲁莽地行动，同时对于我们自身需要加强的地方，才能有更清醒的认识。 

　　从十六世纪丰臣秀吉提出征服朝鲜，占领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宏伟蓝图”开始，日本历代君臣为其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霸业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宫本武藏、山鹿素行等建立了武士道的实践与理论体系，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川等战略家制订了称霸世界的系统方略，而到明治时代，征服中国及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经过两百多年的规划谋略，日本终于在十九世纪找到了机会，开始将其理论付诸实现，“富国强兵”的政策下，乘中国鸦片战争之败，太平天国之乱后的颓势，一举击溃中国的防线，吞朝鲜，占台湾，索取巨额赔款，从此日本欣欣向荣，民殷国富，耀武扬威于东亚乃至世界。然后，日本集举国之力为实现其宏伟目标作最后冲刺，铁蹄踏破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绝大部分地区，击溃英、法势力占领东南亚，同时兵出印度，……几乎已经完成了其大陆政策的几个主要步骤。真是可怕！作为中国人，今天我们能活在自己的国家，庆幸之余，能不忧心后代的生存？ 

　　我们必须思考对策。但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和策略。 

　　日本的大陆政策的目标是灭中国，迁都于大陆。1578年，丰臣秀吉在攻打播磨国兵库县的时候就表明他的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如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苎印度”。首次出兵朝鲜失败后，又于1597年，再度兴兵征韩，后因兵败，忧忿而死。 

　　丰臣秀吉虽然饮恨而终，其幽灵却在东瀛列岛徘徊不去。幕府时代，宫本武藏式的武功加残忍，动辄毒手取人性命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社会的道德支柱。而本居宣长的“八弘为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在思想上树立日本“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的信念，在日本民族中强化了武士道精神之后，日本的战略家开始着手具体措施的研究。1785年，林子平写了《三国通览图说》，详论朝鲜、琉球等地的风俗地理等，其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暗记此图以应变”。1786年，他又写下《海国兵谈》一书，论述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如何向大海进军，希望日本能出现沙俄一样君主，以武为先，“一统五州”。 

　　比林子平小六岁的本多利明在很多方面把“八弘一宇”的理论更加“发扬光大”。1798年，他写了《经世秘策》一书，确定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霸权、征服世界为最高奋斗目标。他认为日本要成为世界最强国的途径是“建立大量生产精巧奇器与名产的制度”，“以本国之产品易外国之金银铜”获利。他指出“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尔”。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启发，他认为应当侵略扩张，向西占领中国东北，向北攻占俄国的库页岛，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1801年他在《贸易论》一书中对丰臣秀吉推崇备至，认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进一步把贸易与战争联系起来。 

　　以上虽然只蜻蜓点水式地概括了十八世纪几个有代表性的日本战略家的学说，但是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谋略是很深远的。他们的学说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丰臣秀吉征服世界的计划，另一方面又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以贸易和战争相结合，从事掠夺与征服的不二法门。可以看出，远在鸦片战争之前数十年前，日本对于当时世界的认识就超过了一百年后甲午战争时中国的对世界的认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战略家们从不停留在空洞的理论上，而是非常实证地提出实践的指南，他们进行调查研究，取得具体资料数据，提出详细实施方案，等等。 

　　光有学说并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强国。日本的智囊们的谋略得到了日本国家的重视采纳和认真的实施，以上几位战略家都被日本政府和人民奉若圣贤，在精神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思想深入民心，他们的见解在过去和今天在日本都是同样的得到采用。过去日本吞朝鲜，占台湾，战胜沙俄，割取库页，进占中国乃至亚洲大部，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今日日本以昔日掠夺的资本起家生产“精巧奇器”大发其财，岂非正是按日本“先知”的教诲，循序渐进地实现其野心抱负？！ 

　　本多利明之后的日本战略家更进一步的充实发挥。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为使“全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日本要“奉天意，正万国之无道”，“实行天惩”。该书论道，“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州”，“皇国欲开拓他国，比先以吞并中国开始”。在侵略部署上，他认为应当先攻占黑龙江，然后进入关内，由北向南，“通平满清，无南顾之患”，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这里，佐藤明确提出了征服亚洲的次序，即循元灭宋的路径，由北向南消灭中国，然后西征印度与南进南洋同时并举。一百多年后，日本东方会议(1927年）制订的《对华政策纲领》与佐藤的方略几乎雷同，田中义一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奏折也不过是重申佐藤的构想。 

　　必须承认，佐藤的战略是很厉害的，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侵华战争(1937-1945)的初期就犯了违背佐藤部署一个错误，致使日本最终失败。1937年，当日本顺利进军华北，占领平津，准备由平汉线南下，将国民政府挤到东南角，使之陷入海陆夹击的绝境的时候，国民党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发动淞沪会战。过分自信的日本陆军，改变了原作战计划，把大部分军队投入淞沪战场。国民党政府的这一步棋，使日军把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改变为困难重重的由东往西的路线，这一步棋，使国民政府赢得近一年的时间，将集中在东部的大部分人力物资转移到四川湘西易守难攻之地。当年，南宋的重大失策之一在于没有认识到四川的重要性，让它被元军轻易夺取，最终陷入无险可守，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退守西南的策略总算是吸取了一定历史教训，为长期抗战建立了根据。可见中国在昏睡之中，已开始慢慢找回他的神智。后来，日军虽然恢复了由北向南的进攻方向，但中国以西南为根据地的持久战格局已经形成，速胜的战机不可再得。最后日本在中国继续作战的情况下，勉强进行佐藤的南进步骤，结果遭到失败。懂围棋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局步的手筋没有走完，而贸然投入另一个方向的战斗是犯了顺序错误。假使日本当时不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攻势所动，继续迅速南下，夺取武汉，然后出兵攻占当时中央政府势力还非常薄弱的四川，则国民政府将无路可退，无险可守…如果中国大部灭亡，则日本可立即将侵华日军尽速开往东南亚，攻占南洋诸国和澳大利亚，然后进军印度，这样美国将没有任何反击日本的基地可用，历史将完全改写。 

　　1800年代的日本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战略家于是主张通过侵略朝鲜、中国来补偿输给欧美的损失。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更看到了中国的虚弱，岛津内杉认为“以今日形势而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又说“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劳以取之，况日本乎？”这种全盘接受西方强权文化，希望模仿西方列强通过弱肉强食而致富成强的思想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使他们精心制订了日本的“大陆政策”，确定了取台湾，占朝鲜，夺满蒙，征服中国，统治世界的五步战略。而实现大陆政策的首要措施是“富国强兵”，效法西方通过武力掠夺致富。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85年在《脱亚论》中认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文明体系，加入先进的西方文明，“与西方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法，亦不应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关照，应效西方人对待其方法而处理之。”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果然以比西方强盗更为凶残的手段对付中国，这一战的胜利奠定了日本成为现代富强国家的基础。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战略家的侵华理论开始全面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纲领。1887年，日本参谋部制订了《讨伐清国之战略》，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讨伐”的准备工作。1890年，三县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在内阁获得通过，确立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至于以后种种侵略计划和政策，更使中国人在日本屠刀的血雨腥风之中生活了数十年。 

　　由上可见，日本侵略掠夺的得逞是它长期战略的成功。 

　　日本对中国是处心积虑有备而来，相反中国是麻木不仁，大祸临头而不知觉。孙子兵法上说，“以虞待不虞者胜”，又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侵略中国深谋远虑，对中国的军政情况了??台湾和朝鲜各地的地形，水文资源等打探得清清楚楚，至于中国军队的装备战术等等更是了然于心。田中奏折里把中国哪个煤矿储量多少，哪个森林有木材多少都算得清楚，并将其价值折算成日元。相反，清朝政府对日本一无所知，反应迟钝，民心涣散，焉能不败？国民政府虽然较清政府有很大进步，在谋略方面和情报方面都颇有长进，军事上也不是毫无建树，但陷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在战略上落了下风。 

　　日本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全国上下同心协力，都为大东亚侵略战抱自豪感和使命感。这种民族精神与从丰臣秀吉开始对日本民族的教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甲午战争之时，以及后来全面侵华之时，日本报纸都详细追踪战争进展，还附上日军攻占之地的详细地图，加上日军”英勇“的故事，让日本人为他们的侵略战欢欣鼓舞，卖命出力。相反，即使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国的动员率也仅为5成左右，远低于日本，抗战初期竟有老百姓把日军当成了张作霖的军队，被日兵骂作支那猪。由于没有发动老百姓，中国人多的优势未能得到发挥。在日本方面，军人和民众都自发组成社团讨论国事，著名的有“爱国社”，“樱社”，“国本社”等等。很多战犯，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等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些团体在思想上把日本人统一在侵略扩张的邪恶路线上。对于他们认为违背了日本利益的人，则采取严厉的手段加以清除，大臣也好，首相也好，只要认为是奸臣，一律予以诛杀。如1932年5月15日，一批日本海军低阶军官和陆军士官生，武装袭击了首相府等多处政府机构，在“天诛国贼”的呐喊声中击毙了首相犬养毅。1936年，来自东京四个联队的1500多日军决定诛杀他们眼中的“佞臣”。日军兵分数路，每路数百人，前往捕杀冈田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前内大臣牧野、教育总监渡边大将、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等，除少数侥幸逃脱外，大部份目标都被机枪的猛烈射击解决。起事者大开杀戒之余，还分兵控制了日本的中枢机构，包括陆军省、参谋本部、陆相官邸、警视厅等…通过这一系列残酷斗争，日本的统治阶层换上了更能忠实实行侵略扩张路线的人物。人们常说日本人团结，但是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的团结是建立在对少数“不爱国”的人残酷清除之上的。把不同见解的少数人强力压服，剩下的人当然团结一致。今天，那些反对日本侵略战的日本人说话都要有相当勇气，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死亡的威胁。日本人民的“军国主义觉悟”不可低估！ 

　　相反，中国人对有汉奸倾向的人极为宽容。汪精卫一伙的“低调俱乐部”在重庆唱了多年投降的低调也没有几个人加以批驳，更不用说捕杀，当汪逃到河内发表叛国艳电后，还试图劝他回来，最后这位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公然投到日本人怀里，作了汉奸。抗战时期，有多少汉奸做了多少危害国民的事？都怪我们没有一股锄奸的狠劲。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日本人在军国主义上统一了思想，我们用什么来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而自卫呢？ 

　　在中日两国过去的交锋之中，我们都曾经输得很惨、付出了血的代价，而日本获得了巨额的利益。整体失败的耻辱使中国人在世界上被人瞧不起。今天的日本，绝对没有放弃它狂妄的野心，因此在解决日本问题之前，中国人是睡不了安稳觉的。我们必须研究日本，研究如何打赢下一次中日战争。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地证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 

　　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 

　　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违背事实提出中日友好的虚幻概念只能是误国误民。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激』。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经戚继光等与之苦战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 

　　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 

　　一八九四年诱清朝出兵朝鲜，后借保护侨民等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枪光、烧光的对象，男人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耻辱？今天连菲律滨、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和善意。 

　　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 

　　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日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答案是完全与彻底的否定，绝对没有！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 

　　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 

　　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愚蠢之极。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敢忙发出贺电，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露骨地向日本示好. 

　　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腻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的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绝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罪恶，毒化日本的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威险道路，认为日本对亚洲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徵。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接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 

　　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一是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后一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成极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 

　　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者认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人应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根基。象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 

　　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