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政协委员、副检察长唐泰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设置生存环境壁垒，达到驱离人口的目的，使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
　　这样的建议，其实是不新鲜的。早在2005年，北京市政协委员、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就建议实行外来人员准入制度，使北京不需要的人不得进入。近几年，“提高城市生活门槛”也时常在一些地方成为话题。从“准入制度”、“生活门槛”到“生存壁垒”，话说得越来越不含糊。

      张惟英教授的“准入制度”有哪些条目，并不确知，可能尚属思路。近几年北京推出的措施有清理群租、清理地下室、限购汽车、限购房子等等，确实增加了外地人在京生活的麻烦。一些地方从“生活门槛”来解决问题，手段有哪些仍是不明，但方向是市场取向。张惟英教授认为，市场方法对清理外来人员不起作用。这就表明，在怎样清理外来人员上，形成了“制度派”和“市场派”两种思路。“生存壁垒论”，应是双管齐下的思路。通过大力拆违，增加居住成本，让外来人员无地可住，这种端老窝的做法就是一手执行强拆制度，一手靠提高租房成本。
　　意见不一，并不表示必然有对有错。我看到有媒体跟张惟英讨论，为什么不采用市场的办法，而要用准入制度，貌似靠市场就是好办法。现在，市场确实已经差不多变成了褒义词了，什么事情，只要说按市场的办法来搞，都天然有理一般。然而，清除外来人员，我以为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题目，不管靠制度、靠市场、靠双管齐下的“生存壁垒”，其实都一样。这就像打劫者讨论将人打晕再抢，还是上前拍肩膀说“兄弟借点钱用”，方式虽然不同，但能够说哪一种合理吗？

　　外来人员可能带来了问题。世界上有人的地方都在产生问题，一种极端思想甚至认为人本身就是地球的疾病。现在，城市没有外来人员，连道路清扫都不能进行。城市对外来人员也从来都存在着壁垒，只是外来人员生存要求很低，适应了壁垒。社会的高尚人士、谋策阶层，不是致力于取消壁垒，而是致力于抬高壁垒，视人为可以随意呼喝来去的物件，其政治伦理和政策导向可称人道？
　　“准入”、“门槛”、“壁垒”之类词汇，竟能堂皇言之，作为限制拥有人身自由的国民的办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如果它是政策，那就是政府的耻辱；如果它是策论，那就是谋士的耻辱。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人以之为耻辱的。政策可以规定外来人员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将公民区分为外来人员与非外来人员，从而建立起公民的等级。而学者专家政策建议师等等人，思考城市治安、就业、拥堵问题等等一切问题，也都可以用外来人员与非外来人员建立思维模型，提供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没有伦理防线的社会，人们都不认为对外来人员也就是一部分本国公民，进行区别对待并加剧区别对待，是不可原谅的伦理错误和政治错误。这个社会深藏着等级意识，甚至已经将等级内化为思维原点。因此，面临任何一个问题时，这个社会都会考虑对哪一部分人采取行动，而不是如何使全体人能够同处共安。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将人视为病菌或者病毒，有了一个问题，就排除掉那些被认为可能带来问题的人，而并不管这些人是否真的带来了问题。治安问题严重，统计其中多有外来人员，于是将所有外来人员作为隐患，而并不管这个那个外来人员是否安分守己，一律都在清除之列。
　　这个社会已经不再讲阶级，而实际上外来人员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有着贱民的属性。权贵、资本所有者、知识精英、成功人士，构成了社会的上层；普通市民也是被忽视的，然而毕竟还是要给予一定的保障；外来人员就成了予取予夺的对象，“大建设”、“用工荒”的时候，要将其招来，招来也不将其接纳为市民，事情办完了，你就得滚蛋，不走就要增强“生存壁垒”。

　　更为荒谬的是，所谓“外来人员”，经常是精准定位为底层的本国公民。城市并不欢迎底层的本国公民，而如果你腰缠亿万，那就不算是“外来人员”了，你是受欢迎的，绿灯将向你开放。如果你是外国人，尤其，你来自发达国家，那么脸孔和护照简直就是高等级的身份证书。“外来人员”并不指所有从外而来的人，它作为一个歧视性对待的群属，一个贬义性的称呼，仅仅指向本国公民中的流动着的底层生存者。
　　外来人员问题，成为城市怎样驱离流入人口的问题，这是一种病态。城市聚集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权力、资本、信息、生活资料等等。城市既不会放弃这些，也不想向外来人员开放，这就是所谓外来人员问题的本质。城市并不准备成为开放的全民生活空间，而将成为固定的市民的城堡，这就是所谓外来人员问题的原因。倘非如此，外来人员问题，就是城市如何吸纳流入人口、社会怎样平衡发展差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