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的差别在哪里

doco2012

在诸多写左宗棠的传记中，《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这本书我以为是较适合现代人阅读的普适性读物，一是写作风格轻松幽默，将一些今人已经隔膜的名词、概念做了比较恰当的现代语言转换和诠释；二是总体说来言必有据，基本史实无出入，即便引用坊间传闻以增加阅读快感，亦加以说明。


或许是出版商为了增加此书的卖点，在封面对左宗棠做了四句话的标识：“独立个性高官；首富胡雪岩教父；草根逆袭祖师爷；曾国藩价值观颠覆者。”前两句且不说，即便在用词上不十分贴近，但比起同时代高官，左宗棠确实不失为有“独立个性”；“教父”是西方语境下的一个词，置换成中国社会环境，也可以说是“精神导师”或“人生的指路官长”，左宗棠之于胡雪岩，亦庶几近乎。

而后面两句话的概括，我认为大可商榷。

“草根”“逆袭”是近几年发端于网络然后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的词。然而对“草根”的内涵及外延，并没有统一标准。何谓草根？仅仅是出生于普通家庭为草根，还是出生在贫苦家庭为草根？且回到左宗棠那个时代，如果“草根”仅仅指出生非官宦人家，那么多数士人包括左宗棠同时代的显赫同乡除胡林翼外，如曾国藩兄弟、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诸人皆可名之为“草根”。如果指后者，左宗棠显然算不上，尽管他出生后家境中落，成人后不得不入赘桂在堂周家。但他父亲毕竟是廪生，家境颇有资产，否则无法供其兄弟读书。在生活水平普遍低下的湖湘农村，左家算得上殷实之家。后来他中了举人，更非是“草根”了，传统乡村中，秀才因为稀缺，都很受尊重，遑论举人。清代自雍正二年（1724）湖广乡试分闱，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最后一次乡试，180年湖南80科乡试（包括恩科），共录取举人4631名，湖南是人口大省，而举人的录取比例如此之低，中举者当然是精英。

至于说左宗棠是曾国藩价值观的颠覆者，我认为所言不实。当然，这句带有广告语性质的话非作者原话，但作者书中评述道：“曾国藩追求理学虚伪的‘道德之名、文章之名’毕生压抑真实的人性、欲望，端坐圣坛以致人格分裂，醉心官场关系、谋略，给当代中国留下许多负能量；但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以凡人标准，追求‘一艺一伎之名’的左宗棠，着眼做好‘份内事’，却真正做到‘心忧天下’，最后事功盖世，给当代及未来中国留下不少稀缺的正能量。千人一面的曾国藩不过是‘中国曾’，个性独立的左宗棠才是‘国际左’。”

这种判断我认为失之于偏颇。这二位同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湖南骡子，果真有那么大的差别么？曾仅仅是中国的，左就一定是国际的？书中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考诸史实，曾、左的区别也没有作者说的那么大。

从曾、左尚在世时开始，一个半世纪以来，比较二者功业、性格、处事风格、历史影响的人不知凡几，但还无人断言左宗棠是曾国藩价值观的颠覆者。因为，他们两人的基本价值观是趋同的。

如果只比较个性与禀赋，人和人是有差别的，曾、左当然不例外，从天赋来说，曾拙左智，从待人接物来说，曾曲左直，曾柔左刚。这样的区别很正常，虽一母所生的兄弟，也常差异甚大，如曾国藩和曾国荃的性格，就有此类差别，从性格与禀赋而言，左宗棠和曾国荃倒更像亲兄弟。

我们知道，成年人都是社会化的动物，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社会“污染”、率真张扬而不伪饰到极致的“人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如果有的话，要么到儿童那儿去找，饿了哭叫着找父母，两童在一起争夺玩具和食品几乎不掩饰；要么去疯子和傻子那里去找（不少疯子和傻子亦懂得掩饰）。

那么成年人之间，如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为人处世确实有差别，除了先天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后天因素？我认为主要是二人成年后的不同际遇使然。

与左宗棠相比，曾国藩可谓早年得志。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入翰林，三十八岁做到了侍郎级别的高官，在湘籍官员中，进步速度第一。而左宗棠几次会试落第，如果不是太平军兵锋过湘，恐怕他会终老山乡。对曾国藩这位湖南小地主儿子来说，这样的官运遭人嫉恨很正常，他不得不夹起尾巴做官，谨小慎微。自古做京官很修炼人，特别是曾国藩一入官场，就进了被视为高官储备库的翰林院，接触的是皇帝、太监、亲贵、勋臣以及来自全国、性格各异的同僚和油滑奸诈、手眼通天的部吏。他如果不遵循官场潜规则，像左宗棠在湖南乡下那样直道而行，恐怕一天也混不下去。曾国藩的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在北京官场这个第一名利场里，没有同流合污。他以理学修身，对自己和家人要求甚严；而在官场除非原则性问题，能做到和光同尘。在家乡丁母忧时奉旨组建团练以剿灭洪杨，他的处境和以举人之身做张亮基、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作为在籍二品大员，其在朝廷的地位在家乡的声望使湖南巡抚不得不有所忌惮和防范——因为曾完全可能对他们的利益构成威胁。而左宗棠不一样，他和雇佣他的东家地位差得太远，骆秉章将巡抚府的政事托付给左宗棠去办，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评价曾：“历年辛苦，与贼战者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左宗棠遇到的“世俗文法”之累远不如曾国藩。

左出山为湖南巡抚做师爷时已经40岁了，人到中年，和曾国藩28岁入翰林的情势完全不一样，对左来说有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如果还像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官场那样忧谗畏讥如履薄冰，肯定毫无作为，而且战争的特殊情形也不允许他那样。作为没有朝廷官职的师爷，他本钱不大，反而有着“赤脚不怕穿鞋的”大无畏闯劲。——后来和樊夑起纠纷闹到咸丰帝那里差点掉脑袋，这是他人生豪赌最凶险的一次。曾、胡、郭等人正是用作者诟病曾国藩的“官场关系”和“谋略”救了左宗棠的命。

用曾国荃的性格和办事方式更可以佐证人生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曾国荃以诸生起兵，跟随兄长建功立业。他和左宗棠一样，领兵前一直在湖南乡下，是个较少受官场文化影响的士子。由于青年时所受的训练和在翰林院、诸部所受的“体制内”历练的哥哥曾国藩完全不同，因此出仕后和兄长的为官办事风格亦迥异，而近乎左宗棠。

撇开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的影响所造成的差别，左宗棠和曾国藩的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呀？何谈得上颠覆？曾国藩在讨伐洪杨的檄文中以“卫道”来号召天下士子，斥责洪杨“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左宗棠何尝不是如此。“卫道”之外，“忠君爱国”是那时候士大夫核心价值观之一，曾、左又有什么本质区别？甚至在与洪杨作战，与洋人打交道中，两人都眼界开阔，力倡向洋人学习，大办洋务，立场几乎是一样的。

除却这些，两人气质禀赋、处事风格的差异再大，也只是细枝末节，谈不上左对曾的价值观造成颠覆。那么何谓“中国曾”，何谓“国际左”，更无从谈起。左宗棠同样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中国传统士大夫也有不同类型的，耿直狂狷是其中一类。而“求名”，无论“道德之名”还是“文章之名”，这是一个社会中多数精英人物的共同追求，我想不因中外而有什么区别，左宗棠也不例外。

早年左宗棠常指责曾国藩虚伪，那是他没有身处曾国藩那个位置，站着说话不腰痛。等他当了封疆大吏，特别是进京任军机大臣那段短暂时间，陷入宫廷政治的泥淖里，恐怕对曾国藩多一番理解吧。

也许由于对左宗棠的偏爱，或者为了突出左宗棠更吸引人的魅力——个性张扬、阳刚气十足的左宗棠确实比曾国藩更有男性魅力，作者夸大了曾、左的差别，甚至是以左的“正能量”来反衬曾的“负能量”。这是我对本书所不认同之处，我也希望读此书诸君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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